重庆丰都发挥“人才荟萃”优势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力量”******
中新网重庆2月3日电(杨梦逸)新春伊始，重庆丰都县龙河镇洞庄坪村已经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村民们修缮农房、建造大棚，虽然辛苦，但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短短几年时间，这里如何从一个产业缺乏、年轻人流失的“空心村”实现乡村振兴？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丰都县委统战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力量’。”重庆丰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成勇说，“我们组织重庆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组建乡村振兴‘鸿鹄计划’团队，用三年时间全面帮扶龙河镇洞庄坪村，形成示范效应，发挥教育和人才优势，为归国留学人员参与乡村振兴探索新路径。”
2021年10月，重庆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会长、作家徐鹏作为调研组组长，带领委员会骨干成员来到洞庄坪村调研。初来此地，他就被这里的优美生态所吸引。但徐鹏发现村里年轻人多数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多，仅靠捐款难以推动乡村振兴。
“洞庄坪村有山有水，如果把这些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形成产业一定能帮助这里长久振兴。”后来徐鹏又独自深入该村六次搜集资料，与调研组一起完成了三万五千字的调研报告。他认为，乡村振兴，产业和教育是关键。要在产业和教育帮扶上下真功夫、办实在事，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形成产业，让村里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和外面的世界互动，才能给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徐鹏联合中国致公党重庆市委会与重庆欧美同学会，发起乡村振兴“鸿鹄计划”。该计划从产业发展、美丽宜居，教育提升，文化挖掘入手，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一产、二产、三产有机融合，在洞庄坪村建成集以主题民宿、文化体验、乡村度假、地方美食、农耕研学等于一体的凤鸣湾田园综合体综合资源平台，通过当地农民参与生产、村集体土地入股、开发企业出资入股，形成吃住行等多点串联的乡村田野综合生态联结机制，让产业融合使其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田园综合体产业链，全力打造山水文艺新村，推动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把洞庄坪村打造成为“山水文艺新村”，乡村振兴“重庆样板”。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2021年11月，徐鹏将自己写作所得的30万元稿费捐给重庆市慈善总会作为启动资金，设立鸿鹄教育基金。在徐鹏带领下，12位海归和教育界人士也加入其中，还共同为洞庄坪村长岭小学的107名孩子捐赠设立了6万元的鸿鹄奖学金，用于学生的专项资助。截至目前，徐鹏已陆续捐出70多万元稿费注入鸿鹄教育基金，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和教育人士加入到了乡村振兴“鸿鹄计划”志愿者行列中。
“我们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求回报，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徐鹏告诉记者，目前，凤鸣湾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第一期农耕研学基地项目已进入建设最后阶段，预计今年5月建成投用。在建设过程中，归国留学志愿者们全程参与，当地村民通过参与项目施工，也获取了收益。
“凤鸣湾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项目一共分三期，具体包括一期农耕研学主题示范区、二期滨河带娱乐区、三期康养休闲区。”徐鹏说，“项目投入使用后，村民将通过在该项目务工、经营农家乐等方式增加收入，吸引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洞庄坪村将从此实现长久振兴。”(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